鐵人教育夢

我們在新聞報導中常看到一些角色用語，如科技新貴、博士男、富二代等等，而這些用語其實隱含著某種價值觀，通常以學歷、職業、財富等條件，來設定這些人應有的行為模式或社會地位。近來更出現「人生勝利組」這個詞，形容那些出身好、學歷高、收入豐的人，好像他們註定在這個競爭社會中立於不敗之地。因此當這些角色做出與社會期待不同的行為或想法，媒體總會刻意呈現角色名稱和其行為反差，如博士賣雞排、科技新貴遭騙等，或人生勝利組過不了情關之類。

這種觀念代表我們還缺乏多元性的社會價值，就如同古人所說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於是多數人汲汲於追求某些特定標準，好讓自己被視為勝利組之一，忽略了每個個體與生俱來的差異性與特殊性。當這些所謂的勝利組迷失了自己，承受不了挫折，甚至犯下傷人害己的錯誤時，往往才讓人感到不解和遺憾。

不幸的是這樣的觀念，似乎從小就在家庭和學校裡被灌輸或潛移默化著。雖然教育目標強調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實際上，我們期待的「好學生」，多半先從其課業成績看起，學校也把多數資源投放於此，對於品德、美學、群性、體能等方面的學習，總被看輕甚至忽略。就拿十二年國教政策的推動來說，即使不斷強調要適性多元發展，課程增加彈性了，教學要求活化了，大家爭論最多的還是分數、排名、公平……等，這些能否比出高下的指標。

如果每個人的跑道、速度和目標都不盡相同，過程中或許有先有後，但終其一生如何定輸贏？最重要的還是引導孩子找到真正屬於自己的舞台，專注於自己的長才，不斷突破自己，盡力做到最好，相信每個人都可以是勝利組。

隨著社會事件發生，霸凌的問題再度引起大家討論。其實「霸凌」一直是學校內學生輔導管教的重要課題，只是以往的霸凌行為多在實體世界中，透過肢體或言語直接讓受害者感到威脅，因此學校老師比較容易發現並處理。

如今隨著網路社群的發展，更多的霸凌問題在虛擬世界中發生，其容易匿名和快速散播的特性，除了讓校方難以即時掌握處理外，對受霸凌者的心理傷害也可能更大。學校對每個霸凌個案，可能需要採取不同的因應方式，但無論是什麼型態的霸凌行為，正向面對和處理是非常重要的。只是當事件一旦發生，傷害可能已經造成。因此除了一般性的宣導活動，如何做到更積極的事前預防？這是學校應該努力的方向。

從參訪日本推行學習共同體的學校發現，學生除了學習態度改變外，也大大改善同儕之間的關係。透過學習聆聽、合作討論、同儕指導等方式，同學之間減少了競爭，多了理解和包容，結果學校的霸凌問題也跟著減少了。

相對的，過去我們總是把學習聚焦在個人的學科知識上，同學習慣了單方面的競爭比較，不會欣賞別人的優點，甚至老師也不自覺的幫學生貼標籤，增加學生間的對立，無形中也助長霸凌事件發生。

學校的學習氛圍影響著學生行為，日本學習共同體的經驗值得我們參考，除了老師要避免標籤、歧視的語言和作法，還可以透過合作學習，建立更和諧的同儕關係。

同時要更落實多元適性的發展，建立各種機會讓學生展現長才或特質，鼓勵學生看到並學習別人的優點。當同儕之間能有更多正向的互動，就能減少負面的衝突，這才是避免霸凌發生的根本之道。

前陣子新聞報導某高中生物段考只出兩題申論題，結果近三分之一學生不及格，引發爭議。其實出題老師的立意是好的，可惜作法和時機不夠周延。

多元評量的概念其實存在已久，也早被規範入教育法規之中，在各種學校評鑑中也是相當被重視的面向，只是長久以來，具標準答案的紙筆測驗仍是教育現場最主要的評量方式，尤其當評量牽涉到比較和競爭時，沒有標準答案的測驗就容易被質疑其公平性。

然而學生進入大學或出社會後，所面臨的幾乎都是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習慣選擇是非填充題的學生，得花很多時間去適應和，因此中小學階段增加開放式問題的練習，是重要且必須的。

評量主要目的在確認學生的學習成效，因此評量的方式與題目的設計，都應該和學習產生緊密連結。傳統的教學方式較著重在讓學生學會「知識」或「技巧」，所以評量大多採用有標準答案的紙筆測驗；當今學習的重點逐漸轉移到「能力」的培養，強調學生的創新與批判思考，那麼開放式的測驗型態就更顯得重要。

否則，老師即使在課堂上讓學生提出各種想法，到頭來寫考卷時還是只能有一種答案，學生該如何調適？反之亦然，若要採取開放式的申論，平時就要讓學生有更多機會訓練知識彙整、反思批判、創意發想與邏輯推論等能力，才能在評量中確切反映出學生能力。

評量是一門專業，優質的評量設計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提高學習效果，差勁的評量同樣可能摧毀學生的信心，讓學生失去學習動力。因此老師在設計評量時，務必掌握評量目的、方式與教學過程的連結性，否則教的一套，考的卻是另一套，不僅學生不知如何因應，也失去了評量的意義。

4月是各大學辦理申請入學甄試的主要時間，等5月初放榜，除了部分繼續拚指考的學生外，其餘大概就已決定就讀的大學和科系。這些學生該如何度過最後1個多月的高三生涯？是很多學校頭痛卻不想去認真面對的問題。

有些學校已提早把高三課程教完，剩下時間拿來幫學生複習準備指考，上課對那些已考上大學的學生來說變得沒有意義；即使繼續高三未完的課程，那些學生大概也很難認真上課。

於是有些學校將籌辦畢業典禮的工作交給他們，甚至乾脆讓他們自由請假，以免在教室裡影響其他準備指考的同學。

台灣老師對這種情況大概見怪不怪，在「學習主要目的是為了升學」的想法下，學生既然已經完成階段任務，就不用太堅持其他的學習了；然而對在台任教的外籍教師來說，恐怕就不太能接受這樣的想法。

從過去幾年的經驗發現，這些外籍教師對學生課業的要求，不太會因為已經考上大學而有折扣，因為國外大學規定高三成績若未達到一定水準，將會取消其入學資格，這些老師一樣把關，因為他們認為「學習本來就是學生的責任」。

同樣的差異在大學階段也看得到，國外知名大學每年都有高比例的學生被淘汰，藉以維持其學術品質；國內大學卻怕生源不足而不敢當掉學生，甚至要取消退學機制，反正進大學的目的只是為了張文憑。結果是大學「任你玩四年」，畢業找不到出路沒關係，先延畢個幾年再說。

當我們抱怨台灣大學過多、學生素質低落的同時，或許也該檢討是誰在踐踏教學專業？是誰寵壞了我們的學生？是誰讓學生們混淆了學習目的？

自從大學多元入學管道開放後，就一直有輿論質疑甄試申請管道的不公平，其主要理由是經濟背景好的孩子有機會參加各種校外活動，學習其他才藝，甚至可以花錢請人代為準備申請資料，對經濟弱勢的孩子而言是不利的。

最近是大學申請的旺季，這個議題再度引起討論，甚至有教授一直主張恢復聯考才是公平的。不可否認多元入學可能讓經濟優勢的孩子多一些競爭力，但以此推翻多元入學的精神和制度，卻也因噎廢食。

從大學選才的立場來看，甄選制度是更能選擇到符合科系需要的學生，減少入學後因志趣不合影響學習成效；從高中教育的角度來說，甄選制度能讓志向清楚的學生提早規畫準備，更能符合適性教育的精神。

至於經濟弱勢的孩子是否真的吃虧？依照教育部的說法，申請入學與考試分發皆招收約2％的弱勢生，數據上看不出差異，大家只從準備過程來推斷可能存在不公平。

就有大學教授分享，實際面試時閱讀資料的時間有限，關注的重點還是學生能否展現自己符合申請科系的需要，而這些特質與證據往往需要長時間累積，不是短時間能包裝出來的。因此輿論的批判，恐怕是多慮了。

提高申請入學的比例肯定是正確的，也符合國際上高等教育選才的趨勢，當大學選才更有彈性，反而越能照顧到弱勢的孩子，清大的「拾穗計畫」就是很好的例子，我們應該鼓勵更多一流大學保留更多名額給優秀的弱勢學生，這群力爭上游的孩子會給學習現場帶來質變，創造更多元豐富的學習氛圍。

只要有排名，就難以做到絕對公平，毋須把公平無限上綱，該回歸到教育的本質，努力讓更多孩子提早做職業試探，讓他們更了解自己的志趣所在，並尊重孩子的選擇。無論是普通大學或技職院校，無論任何領域，讓孩子有更多機會挑戰，並願意朝自己的目標努力學習，才是制度該走的方向。

最近拜讀了彭明輝教授的新書，雖然該書主要寫給高中、大學或社會新鮮人，希望幫助他們找到職涯與人生道路的發展方向，但對教育工作者與父母而言，也是一本值得細讀，並藉以自省的好書，因為我們的想法和觀念，往往是影響年輕人決定學習或工作方向的重要因素。

彭教授以「用心學習、安心長大、快樂做自己」來鼓勵年輕人，但這其實是既樸實又奢侈的期許。

雖然「用心學習」應是自己可以決定，但若學習的內容與方式不是自己所喜歡，那就得有高度的自治力才能做到；「安心長大」本來是每個孩子應該有的基本權力，實際上卻得承受許多對未來的不安與恐嚇，不得已要接受自己不擅長的競爭；在各種無奈與壓力之下，想要「快樂做自己」，更是連大人們都很難實現的夢想。

許多新生兒父母都會說最大的心願就是「孩子健康快樂長大」，然而當孩子開始上學，這個心願往往被更多未來的期待給取代了。希望孩子能考前三名、能讀明星學校、能進入知名企業、能當上律師醫師，甚至連結婚生子也有一定期待。

這些或許不會明講，但卻實質存在並影響著孩子的價值觀，甚至將其轉化成自己的期待，而忽略掉自己真正想要的。無形中，我們成了年輕人能否用心學習、安心長大並快樂做自己的障礙！

當我們經歷了各種人生挑戰與成敗，多少會累積出自己的判斷，也會基於好意，給年輕後輩引導，這是人之常情，只是容易倚老賣老，有意無意地強化自己的想法，結果限制了年輕人試探的機會。

就如彭教授著作的封底寫著「營造一個創意、友善而多元的學習環境」，正是給家長、學校和社會一個修正的共同期待吧！

學測成績放榜後，多數高三老師和學生開始忙著準備大學繁星推薦和個人申請，此時常會聽到許多學生掙扎、徬徨、固執甚至天真的想法，到底要選校還是選系？該讀一類還是三類？要接受申請結果還是繼續拼指考？我真的不能挑戰自己的運氣嗎？該聽自己的聲音還是爸媽的期望？自己真的清楚內心想要的是什麼嗎？那些科系真的適合我嗎？

從收到學測成績到提出申請，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要做出對未來算是重要的決定，如果事前沒有足夠的準備或探索，想要無怨無悔的做出選擇，還真是個困難的挑戰。

然而許多學生往往到了這個時候，才比較認真去思考這些問題，不少家長也到這個時候，才開始想和孩子討論這個問題。若能找到方向，選擇自己所嚮往的科系也還好，就怕有些學生根本不去思索，只聽爸媽的建議，或被迫接受父母的旨意。

台灣的孩子在中小學階段普遍對自我的探索和認知不足，花在教室的時間太多，走出教室的時間太少。學校對學生的關注也偏重把學業搞好，提高升學率；對學生職業試探的輔導，重視程度嚴重不足。

學生對未來的職業選擇，往往等到大學快畢業才開始擔心，所以在選擇大學科系時，多數是憑感覺和印象，等進了大學才知道真相。要選對真正適合自己的科系，變得像買彩券一樣，任由運氣主導。結果越來越多學生因不愛其所選，虛度大學光陰；或者選擇重來，徒然浪費青春，造成許多遺憾。

孩子從各種環境經驗中建立自我對未來的期許，要減少遺憾，必須讓他們對自己與環境有更清楚的認識，除了中小學課程應該提供更多嘗試的機會，師長或父母的觀念也要更開放和支持，避免有形無形的限制了孩子探索的勇氣與空間，畢竟孩子的未來得由他們自己去面對和負責。

進入徵才的旺季，不僅企業向大學徵才，各大學積極向高中生招手，而且不僅是國內學校之間相互競爭，這幾年愈來愈多國外的大學也積極來台灣搶人，讓國內的學校面臨更大的挑戰，原本不用擔心招生問題的國內大學名校，現在也都得更積極留人才行。

過去砸錢提供高額獎學金的搶人方式，多出現在私立大學，現在連國立大學也不得不跟進。不過當國外知名大學也用同樣方式吸引台灣學生時，國內一流大學大概也難以招架。

實際上，在歐美甚至亞洲其他國家讀大學，不僅費用較高，壓力往往比在國內更大，之所以有愈來愈多學生希望到國外接受挑戰，一定有其吸引人的地方，除了其全球學術知名度外，不同的文化刺激、增強語文能力、開闊國際視野，拓展國際人脈等等，都是讓國內學生嚮往的因素。這些也正是國內大學先天不足的地方。

所幸這幾年不少大學看到趨勢，積極走向國際化，開設英語授課學程，招收國際學生，建立跨國合作甚至雙重學歷，多少增加一些誘因。

然而要和國外頂尖大學較量，扎實的學術品質是絕對必要的，過去政府和大學投入大筆經費，除了擴充設備，聘請名師，積極增加教授和研究生國際期刊發表數量。相較於國外頂尖大學的高淘汰率，我們卻對大學生的學習品質不敢太過要求，教授不願意當人，甚至想立法廢除退學制度，如此想要提升學術水準，恐怕是空談。

優秀的企業求得好的人才，相對會有更高的表現要求，而優秀人才在好的企業中，也才能有更好的成長和發展，這是魚幫水水幫魚的道理。國內大學面對國際競搶人才時，還得用更嚴謹的態度來磨練和栽培，否則就糟蹋了這些人才，難以真正達到頂尖大學的水準。

學測成績公布，照例各校滿級分人數成為媒體搶著報導比較的重點，雖然少數各區第一志願高中仍擁有較高比例的滿級分人數。不過這幾年明顯可見一些社區高中學生出現滿級分的例子也增加了。

從報導中發現，那些散布在社區高中的滿級分學生，絕大多數在升高中階段就已經是當年基測的佼佼者，而且自我管理和學習動機都很強，只是他們擺脫傳統明星學校迷思，選擇就近入學（當然也有部分受到獎學金吸引）。3年過後，他們保持了該有的水準。

我們不能說高中學校對那些滿級分學生的表現沒有貢獻或影響，但不可否認的，那些學生的資質和能力絕對是最主要的原因，事實也證明社區高中一樣能讓學生有好表現。既然如此，這2年大家在面對12年國教比序的問題時，大家念茲在茲的高中排名所為何來？大家在意的高中升學績效應該怎麼看？

或許真正該去比較探討的不是各校滿級分人數，而是全校所有學生的學習成果，更精確的來說，應該是去看每一個學生的個別學習成果，是否在這高中3年有所提升？是否都能找到自己的方向並達到目標？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或許就會發現，所謂的明星高中並沒有大家想像的這麼厲害！

回歸高中教育的宗旨，學習成果絕不能只看升學成績，追求滿級分只是少數人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多數學生是否能獲得全方位的成長，培養健全的人格特質，並在其興趣與專長方面獲得足夠的發展？只是長期以來讀書為大的觀念根深柢固，排名爭鋒的習性難改，想要國中和高中走向真正多元適性的學習，恐怕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這幾年台灣社會人口結構變化對教育產生許多的影響，少子化是最明顯的例子，而所謂的新住民文化融合及子女教育問題，也成為許多研究的議題，不少公部門也設立專門單位來處理相關業務。

然而，依據教育部統計和學者分析，卻發現不少新住民子女升上國中和高中職後，不希望受到歧視或異樣眼光，而刻意在資料卡上隱瞞家長的原生國籍，顯示學校環境和台灣社會中，對多元族群融合的程度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在現實的社會環境中，政府雖然投注不少心力和經費，希望改善新住民的教育文化問題，然而我們依然常見許多不當的刻板印象有意和無意地被傳達與流傳，並且讓這些新住民家庭實際感受到，才會讓這些子女不希望被貼上標籤。只是這種社會的偏見一旦形成後，往往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和努力才能扭轉。

要改變社會對新住民的偏見必須從多面向一起著手，而教育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只是教育的對象不能只針對新住民家庭，而是所有學生，以至於整體社會。

例如教導所有學生不同種族彼此間本來就沒有優劣之分，即使某些人的表現較弱勢，也不該以其種族或家庭而對有所歧視。

光是教育孩子還不夠，因為孩子們所接收到的錯誤價值觀，都來自於成人的世界。從家長親友的言談、媒體的報導，以致生活環境中的各種用語，常常都隱含著對不同種族的偏見或歧視，只是不被察覺或重視。

因此，在教育過程中最好能讓孩子們透過討論和反省，來察覺生活當中存在著哪些價值偏見？藉以重新建立正確的觀念。

在這個地球村的時代，我們或我們的下一代都可能異地而居，都有可能成為他國的新住民，學習尊重多元文化，是我們不可輕忽的課題。

這幾年國內積極推動學習共同體、翻轉教學，而國際教育和實驗教育也成為新的發展重點，然而國內老師的學習場域，多侷限在參加一些演講研習，能跨校交流的機會並不多，要親眼看到其他國家學校的作法更難。

因此個人長期以來都很支持學校能組團出國參訪，這幾年更將重心放在教師身上，希望讓基層老師和學校主管們有共同的視野，彼此激發更多共識和熱情，為我們的學生建構更好的學習環境。

過年前這3周，康橋共104位教職員分成3組到國外參訪，2組前往日本分別觀摩差異化學習和學習共同體的學校，1組則到新加坡國際學校取經。在事前縝密的準備和規畫下，設定好觀摩的主題，做了較深入的探訪學習。

有同仁回饋說：「走進現場實際感受，才真正體會學習共同體所強調的聆聽和思考，那是再精美的照片或再清晰的影片都無法呈現的」。看到同仁透過眼觀、耳聽、口問，並不斷討論和思考，我相信他們都在這農曆年前，讓自己對教育的思維與觀點產生許多除舊布新的作用。參訪過程中，總會發現許多驚奇，也體會任何學校都有值得學習之處，愈能放開心胸，收穫就愈多。就好比過年大掃除，要能拋棄陳年無用的東西，才能有空間布置新意。

然而別人家的美麗沙發，不見得適合自己家的客廳，別人的生活習慣，也不一定學得來。在吸取他人的經驗和優點時，還是必須理解其發展的背景和脈絡，並回頭檢視自己的問題、需要和條件，才能萃取其精華，發展出更適合自己學校的作法。

教育需要適當的除舊布新，儘管不同國家、不同學校的作法相異，但最終的目的應該都是相同的，就是讓學生獲得更好的學習，並且願意繼續學習下去。

前陣子國內部分大學還在討論是否應廢除退學制度，而教育部最近公布卻最新的「大專校院學生休退學概況」，從九十九學年度以來大專院校退學比例逐年升高，102學年度退學人數已達八萬七千多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超過七成退學原因並非學業成績不佳，而是因志趣不合或其他因素自己決定不讀了，顯然國內高等教育升學率雖然非常高，但入學後感到後悔或失望的比例也不低。

學生入學後若發現所學與志趣不合，一種可能是對自我的性向興趣不夠了解，只跟著某些習慣性價值來判斷；另一種就是對校院科系和其教學內容認識不清，只依循某些社會評價做挑選。而實際上，恐怕多數學生這兩種問題是同時存在的，例如數理能力好就以為自己應該選擇理工科系，然後又聽說生物科技熱門，所以就跟著挑相關科系就讀，決定的過程中，真正去認識自我、學科和職業的學生，恐怕少之又少。

那麼從另一個角度思考，這些決定退學的學生，可能是認清事實而懸崖勒馬，並非壞事。反而是有更多學生花了四年或更長時間完成高等教育，卻仍未找到自己的志向，只是順著父母或命運的安排。等進入職場後，才發現他們一直追求的目標，並不是他們真的想得到的。屆時他們想要從職場退場重新來過，就需要更多的勇氣和代價。

協助高中生更認識自己，更了解各科系所學與其未來發展，需要國高中和大專院校更積極的作為，除了舉辦大拜拜式的大學博覽會，應充分利用網路科技，將高中的輔導、大學招生和企業的求才相關連的資訊統整，並提供互動諮詢與交流平台。更重要的是鼓勵學生真誠的探索自我，才能勇敢理智的做選擇，減少一些學習的冤枉路。

今年大學學測結束了，第一天的國文、數學和社會科考題型態與難度就引起許多討論，補教界甚至認為今年數學是20年來計算最繁瑣的一次，讓許多學生吃足苦頭，甚至有批評其不符合學測以考觀念為主的精神；至於國文科與社會科，則普遍認為題目靈活難易適中，且結合生活時事，學生必須要能融會貫通，不能僅靠死記。

總之，就像往年大考一樣，考前大家拼命預測出題方向，考後也免不了專家對題目分析批判，然後還是要再預測一下最後的分數變化。

每年的大考考題總是難易有別，有時數學難，有時英文簡單，有時課外題多，有時又多侷限在教材內。考完之後，補習班或學校名師分析考題，然後納入考題趨勢資料，作為來年教學與練習的參考，好讓之後的學生能有更充分的準備。

例如國文科文言文考的多，學校裡白話文就教的少又快，社會考題結合時事，老師就得多幫學生整理社會事件；英文要加考聽力，學校才積極訓練學生的聽力；數學題型越來越長，才覺得需要訓練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這些就是所謂考試引導教學的典型例子。

評量本該依據課程綱要和能力指標設計，來檢驗學生所學到的能力，然而每年因出題者的不同，看重的能力可能也不同，看起來反而像是學校追著大考題型來調整課程，以便學生培養考題可能重視的能力。

換個角度想，如果考試引導教學的問題難以解決，那至少讓大考的出題方向能「正確」引導教學。大考中心應建立大學選才和高中教學的正確連結，整合各科出題應強調的能力，並維持一致性，讓學校教學有明確且穩定的依循，或許也能幫助學生培養真正需要的能力。

1月中旬，多數學生等著期末考後的寒假，但對國三學生來說，大概都已經進入會考的備戰狀態，學校通常也安排了滿滿的寒假輔導課。尤其今年受農曆春節日期較晚的影響，期末考完接著就開始下學期的第一周課程，讓國三學生更感受不到放寒假的氣氛。

然而就在上周，有240位國三學生和18位老師，分成3梯次，花了5天4夜，完成約70公里的「中橫健行」，包含了合歡山主峰登頂。學生們不僅要克服體力上的挑戰，還得忍受腳底磨破起水泡的痛苦，但最後都在同學和老師的相互鼓勵與幫助之下達成目標。過程中他們不只是走路，學校還安排許多自然生態和人文歷史課程，也利用晚上休息時間，帶著學生反思回饋，從中去學習對大自然、對父母和對師長的感恩之心，許多師生都留下感動的淚水。

同樣是國三學生的1月分，有人得埋首苦讀，但也有人可以走出戶外，親近自然，何以有這麼大的差別？關鍵就在選擇了直升同校高中部，免去了高中入學考試的壓力，讓這些學生在國三時期維持一定的學科學習品質外，還享有多元的學習內容，參與體能休閒活動，繼續各自的興趣才藝發展。

照理說，每位國三學生都應該有同樣豐富和多元的青春，而不是花一整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全心投入在學科的重複練習和測驗。十二年國教本來希望藉由免試入學制度讓國中學生的學習更適性，尤其讓國三學生的學習更正常。可惜到目前為止，主管機關、學校和家長們都還無法擺脫傳統排名和選校的競爭思維，為了比序方式爭議不斷，最後或許滿足少數人的虛榮，卻苦了多數的孩子。

前幾天媒體報導近幾年餐飲類科系過多，教育部怕造成技術發展和人力供需不平衡，將限制餐飲科系的增設，這除了凸顯我們教育發展政策的前瞻性問題，也讓我們省思教育該用什麼心態來面對快速改變的社會？

過去許多科系是為了國家經濟發展考量，或者為了替國家某些人才而設置，當時這樣的教育政策也的確為台灣帶來驚人的生產人力，創造所謂的台灣經濟奇蹟。

然而當科技發展以無法想像的速度在進步，社會價值跟著不斷改變，我們的高等和技職教育發展政策如果還停留在那個代工複製和追求近利的年代，人才培育就只能追著潮流跑，卻永遠趕不上趨勢，於是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某類科系人才過剩」或「某種人力嚴重斷層」的問題。

從早期的資訊類科系，到這幾年最夯的餐旅類科系，無論是政府主動推廣，或因應社會需求而開放，無不希望「很快的看到成果」。這成果包括就業市場的滿足和國家經濟力的提升。

在過去產業變化相對較慢的時代，這樣的對應政策還算有效，然而在近十年，我們卻發現今天看到的產業趨勢，沒幾年後恐怕已完全變了樣；那些學校裡所教的新技能，畢業後很快就成了舊知識，以致人才培育方向的調整總是慢一拍。

顯然人力需求的改變是快速而難以預測，而教育又是急不得的事業，那或許該從教育的本質來找答案。我們要做的應該是幫助孩子建立多元的價值觀，支持他們探索自己真正的興趣和志向，避免盲目跟從社會潮流假象，然後給予充分適性的學習機會。

只要能教育出更具備思考力、學習力、適應力和創造力的學生，無論未來人力需求何改變，相信他們都能快速掌握變化節奏，甚至自己創造趨勢。

立法院去年11月通過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和「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也就是所謂的實驗教育三法，是台灣首次以法律位階制定教育實驗的專屬法源（過去多以行政命令處理），對於台灣未來推動各種教育實驗，包括在家自學和公辦民營，可說是一項重大突破。

這次九合一大選後，包括雙北和高雄等直轄市的教育局長，都把推動實驗教育當做重要的教育施政方向，加上民間不少私立學校或教育團體也積極投入辦理各種實驗教育，看起來台灣教育有機會走向更多元、更適性、更創新的發展；然而從過去自身辦學的經驗知道，實際運作上還有不少觀念和措施需要調整，才能讓這些法令確實可行。

就如前2周新聞報導某實驗高中因採學生法庭，讓學生自主審查學生事務，被評鑑委員認為影響訓育組應有的功能；如果該學生自治的作法就是其實驗的要項，用一般學校的辦學標準來檢視，就是很奇怪的邏輯。

此外，辦理實驗教育往往需要更彈性的人力運用和更多的經費支持，然而主管機關在組織員額、師資認定與收費方面的法規仍採保守立場，沒有同步修正開放，尤其主計和人事單位的規定往往與教育機關同調，這些都讓教育實驗做得綁手綁腳，成效大打折扣。

實驗教育三法雖明定政府應對教育實驗做適當的審議和監督，但管理與開放之間必須取得平衡，相關配套也要到位，例如放寬教育實驗的學雜費收取、中外籍教師聘任、行政組織彈性等，避免以傳統框架做監督評鑑，才能落實實驗教育立法精神，讓更多學子受惠。

台北市這幾年在幾所小學試辦了「食農教育課程」，在校園中規畫空間設置菜園，讓孩子扮演小農夫，親自體驗種植農作物的過程。而柯市長上任後，看來要更積極推動食農教育，讓都會孩子能多些機會體驗自然，培養珍惜食物和重視食安的觀念。

這是非常好的概念，值得全國各縣市政府一起推廣，因為現在不僅都會小孩缺乏這種經驗，就算鄉村一點的孩子，也不見得有那麼多機會接觸這些農事。

近年來「田園體驗」越來越受到重視，有些學校利用周邊環境，有些則在校內建置田園教學區域，規模有大有小，課程有深有淺，通常也包括食用農作物的種植。然而仍有不少學校受限於場地、師資或課程發展等因素，無法好好實施這類課程。

雖然坊間開設不少「體驗式農場」，許多學校也會安排這類的校外教學，但畢竟是點狀的短暫體驗，不夠深入持續。若能透過校園和課程的重新規劃，使學生能就近在校園內做長時間的耕種與觀察，相信孩子所感受到的會很不一樣。

缺乏場地的學校可以利用屋頂平台，只要做好防水、防風規畫，還有很好的隔熱效果呢；師資則是課程推動的另一重要關鍵。農事有其專業，一般的自然老師不見得能夠掌握。在推動之前，勢必經過師資培訓，甚至直接引進專家入校指導，才能讓孩子在對的季節，用對的方式種植對的食物，真正學到大自然奧祕和務農智慧。

筆者從小在農家長大，對田園有著特別的感受，因此也積極讓學校裡孩子有更多機會親近自然，體驗田園樂趣。每當看到學生抱著自己種植收成的作物而露出的笑容，就覺得那是考試滿分也看不到的幸福感和成就感。而教育不就該是如此！

這幾天教育部長和台北市長為了明年北北基高中免試入學方案鬧翻了，不僅成了媒體焦點，更讓這個本來就難解的問題上又多打了個死結。

這兩位握有中央和地方教育決策權的首長，用這樣的方式溝通這麼重要的問題，讓人看了實在傻眼，也深深為北北基學子感到無奈，因為這些官員先想到的是他們的政治責任與部分民意壓力，而非教育專業和學生們真正的需要。

教育部和北北基（尤其台北市）對於十量尺的使用時機爭辯已久，這麼多專家和官員，一直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實在令人難以理解。期間並非沒有溝通討論，但顯然一直處於各說各話的對立狀態。

彼此其實都知道對方的困難和壓力，但就是無法拋開己見尋求共識，民眾始終弄不清楚爭論內容，也看不到專業對話，只感受到強烈的政治角力。

當官員用政治思維看待教育問題時，很容易受到少數卻大聲的民意給蒙蔽，就如從三等第變成四標示，又從四標示再生出十量尺，為的只是滿足少數前端學生希望細分高下的需要，卻得讓所有學生跟著心煩！

更糟的是可能為了不同的政治立場或意識型態，執意做出偏頗的教育決策，甚至為了顧及面子而不願坦承面對問題。

教育問題很複雜，各學各派也常有不同見解，許多政策本來就難以符合所有人的需求，但總有些教育核心價值是可以遵循的。

就如十二年國教的問題核心，應該是學生學習的成效，而非對升學排名的執著。官員們應看清問題，回歸教育本質，以多數人的權益為考量，才能造就學生長久幸福。畢竟，與孩子的未來人生相比，官員短短幾年的任期是微不足道的。

九合一選舉結果出爐後，社會輿論開始關心這些縣市政府的新團隊名單，尤其台北市柯市長突破傳統的首長遴選方式，更引起廣大的討論，也讓台北市的局處首長特別受到關注，一有消息露出，這些可能人選的專業、人品，甚至過去的各種經歷或八卦，都可能被媒體拿來用放大鏡檢視。

比較遺憾的是媒體輿論對這些準首長名單的關注，習慣以找缺點的角度來看，往往批評多過肯定和期待，甚至嚴厲抨擊和要求更換，讓這些準首長在上任前，就開始承受批判和不被信任的壓力，加上未來可能面對議會不夠專業的質詢，導致不少人才不願意入府，讓縣市長延攬人才時增加不少難度。

政府施政本來就要受到議會監督，民眾和媒體也需關注政府官員的表現，但都應該以專業和客觀的角度來處理。

然而我們常看到民意代表過度受意識型態影響，只要是不同政治立場的作為都一味批評；媒體民眾也喜歡用挖八卦的心態，只在意出身背景或個人隱私。

這讓政府官員得花很多時間力氣應付這些非專業性的問題，應付不來的只好下台，處理多了也容易萌生退意，導致人事更迭頻繁，政府長期空轉，媒體輿論充斥謾罵，社會問題無法解決。

政府官員的確需要受到監督，在上任之初應該給予足夠的尊重，讓他們有時間和空間發揮專業，而非還沒上任就受到莫名的槍林彈雨洗禮，否則將只有八面玲瓏的政客敢做官，對社會發展絕非好事。

本周四這些新科首長、執政團隊和民意代表就要正式上任，我們不妨先給予肯定和祝福，期待他們能以專業為度，以民心為量，帶領社會往前進步。

最近有基金會調查發現，近5成國高中生參加服務學習的目的是為了升學加分或符合學校規定，且半數青少年服務學習的地點在學校內，內容以環保和清潔有關，讓人質疑這些孩子根本缺乏服務意願，也喪失服務學習的意義。

這個問題在12年國教政策公布時，就引起不少討論。理論上，服務學習「最好」是自發性的，但從教育的實務面來看，許多學習活動一開始是必須透過規範甚至強迫的。

試想如同國、英、數、社、自等學科一樣，以目前的課程和教材內容，如果不是規定要學、考試要考，可能多數學生不會主動去學習。

但透過良好的課程設計和教學引導，學生就會逐漸對這些學科產生興趣、並逐步發揮專長，進而想更進一步去探索學習。既然普世價值認為服務學習是重要的，且是多數學生缺乏的，那麼透過政策將其納入「不得不」的學習項目，這是效果最顯著的方法。

服務學習的重點不在於多少學生有應付的心態，而是學校和家長們用什麼想法來要求學生參與服務學習？當學校的課程設計很明顯的只是為了幫學生湊時數，家長也不會主動鼓勵孩子花額外的時間做更多服務學習，那孩子建立的態度自然是消極敷衍的。

服務學習是希望學生透過「服務」來「學習」，既然是學習，就要有方法和步驟，不能只是單純的勞動。只要能給予適度的引導，即便是整理圖書或打掃街道，都讓學生從服務中得到體悟，建立更正向關懷的人生觀。期待有一天服務學習成為每個人的基本價值，不再需要被納入升學條件或排入課程；但在那之前，大人們得先調整思維，改變作法。